从习近平眼中“最大的人权”，读懂当代中国的人权观******

　　(近观中国)从习近平眼中“最大的人权”，读懂当代中国的人权观

　　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梁晓辉)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一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中国人权观的主题边会引发外界关注。名为“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中国人权观的价值遵循”的这场研讨会，再次将中国的人权观带入世界聚光灯下。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这句话，是中国人权观中为人熟知的论述之一，被认为是“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中国人权观的集中体现。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塑着当代中国的人权观。外界注意到，“人民”是习近平在论述人权时的高频词，如他在谈及人权普惠性时指出“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谈及人权主体性时表示“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贺海仁认为，当代中国的人权观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紧密相连。用最大人权观表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国家制度、深入践行小康社会工程和从容应对人类重大危机，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权利实践和权利方法。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入手，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观贯穿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落脚于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着眼于“人民幸福生活”这一最大的人权，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着眼于消除“贫穷”这一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生存权、发展权等首要的基本人权时，中国全力应对，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妥善应对人类重大危机，从中都能看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人权观所发挥的作用。”贺海仁说。

　　“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十年间，中国人权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在不断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同时，也更注重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提供助益。

　　习近平曾强调，“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天下赴之”。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任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关于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全球人权治理的立场和主张，与中国的人权实践紧密相关，外界将其视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近十年，中国展现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全球人权治理姿态，既参与具体的人权事务，也通过对外援助、抗疫合作、减贫合作等助力他国改善民生，更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致力于“兼济天下”“天下大同”。

　　回顾这十年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成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尤其关注到中国人权观给世界带来的启迪。

　　当今世界，人权话语权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其概念遭到任意解释和滥用，有时充当政治武器，有时又成“双标”借口。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的人权观强调，人权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

　　习近平鲜明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搞双重标准”。

　　常健认为，中国推崇的是一种平等、开放、包容的多元人权观，在世界人权认知中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也有助于将人权议题从对立和对抗中解放出来，同时更给那些想探索本国人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带去启迪。

　　有评论认为，中国所秉持的人权观，也与中国在民主和现代化上的认知同步：“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基于此，中国近些年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在民主和现代化道路上不断积累和探索出的成果。

　　而当代中国的人权观，亦是中国在人权领域不断探索和积累的成果。“从中国自身看，它行之有效，从世界看，它带来了启迪。”常健说。(完)

如何激发非遗文化活力？代表委员建言：数字化转型、多元化传承******

　　中新网太原1月15日电(记者 杨杰英)如何让厚重的历史变得更活泼有趣、时尚多元？让非遗文化更好地传承发展，绽放出时代光彩？正在进行的山西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数字化转型、多元化传承、可持续发展成为激发山西非遗文化活力的“关键词”。

　　绛州鼓乐、晋南唢呐、皮影戏、面塑、剪纸……山西非遗家底丰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山西在挖掘非遗项目内涵、讲好非遗背后故事、传承非遗项目基因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但随着时代变革和现代科技的推陈出新，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的压力也日益剧增。

　　为此，山西省人大代表、民革山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润建议，以山西优秀非遗项目为基础，建立数字化信息平台，让数字化技术为沉浸式展览和传承体验提供发展空间，更好地服务非物质文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力量。

　　“要使人能够随时随地了解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智能+’的传承。”李润建议，依托大数据技术，打造非遗数字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实现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全实景高清展示，提升非遗文化项目的吸引力；出台措施鼓励非遗和数字化融合，推动山西非遗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非遗文化和产业繁荣发展。

　　山西省政协委员、长治市襄垣县政协主席侯慧萍建议，非遗文化要扩展现有的传承方式，实现多种传承形式共同发展；要借鉴优秀非遗传承的成功案例，推进可持续发展；要创新非遗文创产品，让非遗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市场发展。

　　“传播是更好的传承。”侯慧萍认为，要创新传播方式，建设非遗文化传播链，扩大非遗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可建立非遗新媒体传播数据模型，为分析传播形式提供数据支撑。

　　山西省人大代表、临县政协副主席、临县一中副校长冯立新与山西省人大代表、临县林业和草原发展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绳顺联名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设非遗文化传承课程，能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爱好兴趣，同时还能让本土非遗文化更好地传承创新。

　　他们认为，从另一层面落实“双减”政策，实现“双减”和“非遗文化传承”双赢的培养目标，真正让非遗文化传承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传承非遗文化，关键在于教育。”与上述两会代表一样，山西省人大代表、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讲解员张霄云也提出“在中小学校增设‘非遗课堂’”的建议。

　　她表示，教育部门可根据各级各类学校实际选择合适的非遗项目，增设“非遗课堂”，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内容比重，同时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校授课。(完)